《刑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规定了骗取贷款罪；但在本文看来，根据本法第三条的规定，本罪的认定依据是《商业银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即：“借款人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。
本文强调骗取贷款罪的依据，旨在提醒司法机关不能用案例认定诈骗罪。例如：江苏南京地区的一份刑事判决：被告人“甲”向地下钱庄借款，在合同中注明了“办沙场”；因没有沙场，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甲有期徒刑十年。
从法律性质分析，骗取贷款是法律拟制的“欺诈罪”；除了本罪外，《刑法》第一百六十条还根据《证券法》规定了欺诈发行证券罪。有人可能要问，司法机关为何不能区分欺诈与诈骗？
一方面，不成文法司法制度深刻影响了我国司法实践，但多数司法人员没有归纳，或者类比的素养，或者经验，混淆了欺诈与诈骗；但是，成文与不成文法制度的“罪刑法定”不同。
另一方面，多数劳动改造场所已改制为机关，为此不少人还披露发达国家监狱等企业化管理，以此说明改制的合理性；但是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监狱等场所被称为劳动改造生产单位。
根据《刑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的规定，构成骗取贷款罪需达到“重大损失”条件。在本文看来，安徽司法机关之所以未以本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，其原因是重大损失难以评价：
例如：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八条、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，欺诈行为可以撤销。一方面，贷款合同被撤销，利息不能计算，重大损失需要重新评估；另一方面，不动产抵押的价值，银行也参与了估价，重大损失更难以确定。
本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倘若将贷款资金全部，或者主要用于房源投资；因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王某不构成贷款诈骗罪。在本文看来，王某是否构成骗取贷款罪可能还需以《民法典》中的上述规定判断；“背不动的贷款”，怎样分担也应上述规定确定。
骗取贷款罪的认定依据
有人对上述结论可能质疑，如：以上述规则处理银行风险过大；但在本文看来，个人破产制度可能是控制金融风险的“最佳”方案。